他感动了中国，却感动不了CCTV

         一

　　白芳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
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一条汗水之路，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老人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文化，但就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1974年白芳礼从天津市河北运输场退休后，曾在一家油漆厂补差。1982年，老人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日里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攒下了一些钱。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

　　二

　　1987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的白芳礼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经历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白芳礼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让孩子们上得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在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

　　随后，老人便分两次将5000元捐给了家乡白贾村，建立起一个教育奖励基金会。村里人为了表示谢意，将一块写着“德高望重”的大匾送到了白芳礼家。

　　那以后，老人又蹬上了三轮车。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前，都要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到街尽头。白芳礼呢，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

　　尽管一样蹬车挣钱，白芳礼却有自己的“生意经”。今年60岁的张师傅回忆说，16年前白芳礼经常在天津站附近拉活，那时就认识了同行白芳礼，别人拉车是为千方百计挣钱养家，而白芳礼却连续把劳动所得捐献给公益事业；

　　还特别在他的破三轮车上挂起了一幅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字样的小旗，公开宣布对部分乘客实行价格优惠。

　　三

　　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何况自己也老了，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那个露天的“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有啥急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尘土，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说：“爸，您老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老人乐不可支。“爸，我们嘛也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消失在晨雾之中。不久，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别看称“白芳礼支教公司”，其实它起初只是火车站边的一个8平方米的铁皮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售货亭上面悬挂着一面南开大学献给老人的铜匾，写着“无私资助志在其才”，使这间售货亭显得格外光彩。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地雪球越滚越大，公司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摊位，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还余1万多元的利润。

　　不知道的人以为白芳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出车，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精神世界。他尽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四

　　白芳礼老人每月都会把自己省下来的钱拿到附近的学校给困难的学生当生活费，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老人蹬三轮车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就一点点咸菜。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白芳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老人已经好多年不住在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夏天，骄阳似火，在一层薄薄铁皮的售货亭里，老人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后来市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他的这些小亭子。没有“屋”了，他为了仍能够拉活，就用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撑起了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暴雨之后，经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阳下晒被雨水浸湿的被褥。

　　白芳礼老人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下边是老人捐献的不完全记录：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会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白芳礼支教公司”成立后，老人每月都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南开大学学工部老师刘唯真回忆，白芳礼老人从1996年开始，每个月都要向学校捐款1000元，总额近3．4万元，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此外，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也都收到了白大爷捐出的不同数额的支教捐款。

　　五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些年来，白芳礼捐款金额高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白芳礼从没想过要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手里的，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人试图在老人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他与几个孩子的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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